全球视野下的服务器租赁市场价格研究及其犹太文明的重要性
一、引言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服务器租赁市场已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器租赁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同时，犹太文明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影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研究服务器租赁市场的全球格局和发展趋势。
本文将从全球视野出发，探讨服务器租赁市场的价格研究以及犹太文明的重要性。
二、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概况
在全球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服务器租赁市场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
从地域分布来看，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
这些地区的经济发达，信息化水平高，对服务器租赁需求量大。
同时，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器租赁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据统计，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规模已经超过了数千亿美元。
随着数据中心的布局和互联网行业的蓬勃发展，未来服务器租赁市场仍有巨大的增长潜力。
三、全球视野下的服务器租赁市场价格研究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服务器租赁市场的价格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服务器租赁价格的重要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企业信息化建设水平高，对服务器的需求量大，价格也相对较高。
技术水平和设备成本也是影响服务器租赁价格的重要因素。
随着云计算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性能的服务器设备成本越来越高，这也导致了服务器租赁价格的上升。
市场竞争状况、政策法规等因素也会对服务器租赁价格产生影响。
从全球视野来看，不同地区的服务器租赁市场价格存在较大的差异。
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高、技术先进、市场需求量大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服务器租赁价格相对较高。
而在亚太地区等新兴市场，虽然经济发展迅速、市场需求量大，但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设备成本相对较低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服务器租赁价格相对较低。
因此，在进行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布局时，企业需要根据自身需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综合考虑。
四、犹太文明与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的关系及其重要性
在全球视野下研究服务器租赁市场时，犹太文明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犹太文明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在全球范围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
在信息技术领域，犹太民族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例如，许多知名的科技公司中都有犹太人的身影出现。
这些科技精英在推动全球信息技术发展的同时，也为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犹太文明的商业精神和技术创新精神对于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犹太商业文化的重视创新、注重合作和追求效率等特点，对于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化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犹太民族在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也有助于全球各地的信息化水平和服务器租赁市场的发展。
因此，在研究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时，犹太文明的影响不可忽视。
五、结论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本文从全球视野出发，探讨了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的概况和价格研究以及犹太文明的重要性。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在进行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布局时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同时，犹太文明的商业精神和技术创新精神对于全球服务器租赁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因此，在进行全球视野下的服务器租赁市场价格研究时，需要充分考虑犹太文明的影响和作用。
关于世界各地文化
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韦伯观点的再评估顾忠华 中文摘要「文化」乃是一个相当复杂又模糊的概念，尤其在涉及有关资本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时，十分不容易进行清楚的「历史归责」，这亦是韦伯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所遭逢的基本问题。
本文重新检验韦伯研究中国的宗教与文化时，存在于方法和内容之间的落差，指出韦伯虽然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成功地梳理出西方宗教理念转化成「入世禁欲主义」的轨迹，不过，他的中国研究显然缺乏这样的明确对象，更无法区分中国传统世界中「宗教」与「非宗教」的界限，使得他的分析缺乏说服力，亦在后世引起众多争议。
但另一方面，韦伯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在有关非西方世界之「现代化」经验的具体分析上，仍是一项宝贵的资源。
即以韦伯的中国研究为例，他对中国和欧洲在「国家形成」和「官僚结构」上的比较研究，到今天还是深有启发意义。
而他强调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兴的「市民阶级」，可是中国城市中的市民阶级意识从未发展出来。
因此，我们若能掌握住中国士大夫阶层与西方市民阶级的鲜明对比，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特色，以及文化对型塑不同类型之「人格理想」的重大影响力。
总之，韦伯在他的中国研究中预留了许多空间，并没有绝对化中国文化–无论在传统或现代的情境下–的可能选择与动向，因此我们若能避免过度陷入所谓「西方中心论」的争议，应可进一步挖掘韦伯的中国研究在文化比较及理解人类整体命运上的指引与启发。
AbstractCulture is quite a complex and obscure concept. Especially when it comes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and Chinese culture, it is not easy to have a clear historical imputation, which is also the basic problem Max Weber encountered in his book Confucianism and this article, I will reexamine the gap between the method and the content in Max Weber`s study of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Although in his study about The Protes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tialism, Max Weber successfully found out the tracks of the idea of western religion transforming to inner-worldly asceticism, it can`t distinguish the boundary between Religion and Non-religion in Chinese traditional world, which makes his analysis unconvincing and controversial in the following the other hand, Max Weber`s concept and method is still a valuable resource the concret analysis of the experience of non-western modernization. Take Max Weber`s study of China for example, his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s and European nation building and bureaucrat icstructure has left much food for thought so far. Moreover, he stressed that there was a rising group of citizen class bourgeoisie in the European city during middle age. But in the city of China, the consciousness of citizen class has never developed. Therefore, if we can grasp the clear contrast between Chinese literati class and western citizen class, it will do good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feature of western capitalism ,and 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hat culture has on forming different types of ideal personality. To sum up, Max Weber left much room in his studies . He didn`t point out definitely the possible choice and trend of Chinese culture, no matter in traditional or modern situation. As a result, if we avoid falling into the issue so-called Eurocentrism, we can further dig out the inspiration of culture comparison and understanding the destiny of human beings in Max Weber`s study of China.壹、前言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遭遇到「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康有为语），为求富国强兵之道，中国精英阶层的注意力起初集中在西方的技文明上，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语）。
直至专重船坚炮利的洋务运动遭受挫折后，方才转为朝向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变革。
这段摸索的过程，今天仍未结束，「中国往何处去？」的大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唯一能肯定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闭关自守的条件不复存在，中国在下一世纪势必面临世界潮流更大的冲击，而中国究竟能够吸纳或创造多少「现代性」质素，是否能成功地响应历史的挑战，再一次成为人们关切的焦点。
这样的一种问题意识，于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体制瓦解之后，显然添增了另一层意义。
福山所谓的「历史之终结」，意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透过两套制度理念之间的竞争已然分出胜负，自由民主的价值也得到普遍肯定，接下来人类的冲突不再是发生于理念层次，政治的任务也降低为不断解决技术性问题。
福山的理论旋即受到不少批评，政治学者韩廷顿便认为，冷战结束并未带来世界和平，不同文化间的对抗态势反倒升高，尤其中国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西方价值体系的敌视特别明显：因此「文化冲突」将是未来的重大议题，影响着人类的命运。
以上环环相扣的现象，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省思中国文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不只是一个历史问题，更有着现实的意涵。
对此问题，德国社会学大师韦伯曾在他的《儒教与道教》一书中作过深入的考察，他的观点流传甚广，足以代表西方人的想法和态度。
本文的目的即是探讨韦伯立论的基础，尝试厘清其贡献与限制，充作检视中国和东亚地区发展验的借镜。
我们将先就韦伯研究中国宗教与社会的原始动机，以及其后引发的辩论加以说明，再指出他在比较研究上的偏重点，藉以对他的「中国命题」重新评估。
我们发现韦伯最大的弱点，乃在于他未能区隔中国传统社会中「宗教」与「非宗教」领域的界限，从而使得他在论断宗教因素的影响力时，欠缺了足够的说服力。
当然，这类问题包含了无数的变项，本文只打算对韦伯的论证逻辑加以解析，并从知识社会学和比较方法的角度给予韦伯式命题适当的定位，有关历史事实的论断，则不在本文的处理范围内，这是事先得声明的。
贰、韦伯的中国命题韦伯属于西方学术界中，少数对中国文化感到兴趣，并实际着手研究者之一。
西方的中国图像，有其一脉相承的思想传统，从伏尔泰开始，西方人视中国为距离最遥远的古老文明，通常只透过传教士和贸易商人的片断报导来获取信息，并融合种种想象和臆测，将中国塑造成和西方绝然对立的参照体系。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标志着这种思维模式的极致，在他看来，东方是历史的开端，但亦停滞在永恒不变的童稚期，自由的精神无从发展，只有一个人—君主—是自由的，其它人都不自由，而这种世界精神愈往西移愈能获得实现，因此西方才算拥有真正的历史。
将中国纳入「东方专制主义」的格局，并以「不变」作为其本质特色，可说皆滥殇于此。
马克斯承黑格尔之余绪，不过颠倒了精神和物质的上下结构，遂衍生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他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和俄国长期「停滞」的理由，所描绘的是全然缺乏发展动力的社会形态。
事实上，「亚细亚生产方式」和马克斯动态的唯物史观不无自相矛盾之处，却也相当程度地反映了当时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十九世纪中叶，伴随着西方帝国主义的节节扩张，使西方人自认为代表着进步的力量，而中国则逐渐沦为落后、僵化与愚昧的同义词。
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在今天看来颇不可取，但它曾经是西方世界观的一个构成部份，韦伯身处于此一知识脉络中，他的中国命题多少亦染上了同样的色彩。
和黑格尔与马克思不同的是，韦伯无意去建构一套历史或社会的「发展法则」，他选择中国作为文化比较研究的对象，主要乃是想透比较来更加理解西方本身的独特所在。
除了中国之外，他还写下《印度教与佛教》，《古代犹太教》，在他一系列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计划中，尚包括伊斯兰教和古代基督教的部份，这些后续题材因为他一九二○年的猝逝而未及完成，其世界史的视野却己清楚浮现。
虽然韦伯并没有接受过汉学，印度学或希伯莱学的专业训练，但他对于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有高度的自觉，这使他在资料的取舍上较能够保持一定的水准，而他的论述内容也因此脱离了空泛的臆想，得以针对实质的历史纪录进行社会学分析。
他特别强调，这些对于非西方宗教的论述并不构成「系统性的宗教『类型学』」，也不是纯粹的历史研究，它们是「以在历史的展现过程中，特具典型重要性的宗教伦理，以这类宗教伦理及与经济的心态形成极大对比的关连等要点为考虑的对象，而置其它方面不谈。
」（韦伯着，康乐／简惠美译，1989: 87）虽然韦伯花了近十年的心血在上面，不过，比起他一九○四年发表的成名作《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他于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年陆续出版的上述比较研究系列并未得到热烈响应，甚至可以说他的同时代人根本难以理解他的举动。
对社会科学界而言，这些探讨非西方历史、文化、宗教、政治和经济的大部头作品，远远超过了本行专业的范围；就汉学界、印度学界来看，韦伯应用的社会科学分途径又过于新奇，和当时仍以强调古典文学训练的这类学科格格不入。
在两头落空的情况下，韦伯《儒教与道教》问世后的三、四十年间，几乎没有相称的评论或诠释文章出现。
倒是倾向马克斯主义的汉学家维特孚格（K.A. Wittfogel）于三十年代批评道：「韦伯这本书最大的缺点，在于他的非辩证—非马克斯主义方法，因此即使书中充满了精彩的片段，却无法引导出唯物论的历史图像。
本书是一堆个别有其价值的历史事实的废墟，没有历史…。
但韦伯毕竟是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唯一认真去问『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的学者。
他的非马克斯主义方法却阻碍了他对这个正确的核心问题提出充份的解答。
」（转引自 Schmidt-Glintzer, 1991:249）我们稍后再查验韦伯《儒教与道教》书中存在于方法和内容之间的关系，看是否真如维特孚格所说，只有互不连贯的资料的堆积？这里首先要阐明：韦伯何以要去询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这一「核心问题」？这和他的学说思想体系又有何种连系？我们知道，韦伯本人以主张「新教伦理命题」（或称「韦伯命题」）著称，亦即他认为资本主义所以会在欧洲兴起，宗教方面的因素扮演过关键性的角色。
他的论据是宗教改革后，信奉新教，尤其是喀尔文教派的信徒，在生活处事态度上和过去的「传统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信奉喀尔文所宣扬的「预选说」教义，一心一意想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上帝的「选民」，能够得到终极的拯救。
为了寻求「救恩的确证」，他们视世俗的职业劳动为一种义务，以工作上的成就来荣耀上帝，并将日常的欲望克制到最低的程度。
这种韦伯称作「入世禁欲主义」的生活导引 ，突破了以往行事散漫、不精确的习气，进而推动了生活领域各方面的「理性化」。
韦伯表示：新教徒的工作伦理等于「无意中」创造出强有力的「资本主义精神」，由于有了精神上源源不绝的激活力，资本主义的种种制度逐渐成形，也因为这种机缘，所以才在欧洲诞生了我们见到的「西方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不是一开始就被接受，相反地，它引起一场长达数年的论战，有人批评韦伯夸大了宗教的力量，犯了「唯心论」的错误；也有神学家引经据典反驳韦伯，指他以偏概全，误解了宗教教义的内涵。
总之，韦伯在论战中虽极力为自己辩护，但到了一九一○年，他觉得多辩无益，遂打算转移他的目标，要用迂回的方式来增强这套命题的说服力。
韦伯写作〈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动机，可说源自于此。
《儒教与道教》是他这系列文章的第一篇，所谓的「中国命题」即是佐证他关于新教伦理看法的第一根梁柱。
不仅于此，他极欲洗刷「唯心论者」的卷标，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尝试分析宗教与经济之间相互的因果关系，也就是不再只偏重宗教的理念因素，还要扩及到政治、经济、社会各层面对型塑宗教特征的影响。
这一想法导致他的中国研究涵盖了制度结构和思想文化的考察结果，大为超过了原先《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题旨范围。
虽说韦伯的中国研究己提升至全面性文化比较的层次，但他的核心命题仍是扣紧着他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一贯观点。
他基本上是进入到世界各主要宗教的形态学中，企图掌握宗教所表达的价值体系以及其实际的社会效果。
他用「经济伦理」来比喻一种根植于宗教之心理、事实的种种关联中，所引发的「 行动的实践激活力」。
这当然是着眼于宗教与经济之连系的中介概念，而以新教徒基于宗教信仰导出的经济行为倾向作为参照标准。
在韦伯看来，中国的儒家占有延续一两千年的正统地位，对一般人思想行为的影响和基督教、伊斯兰教相比毫不逊色；同时中国在人口增长和贵金属输入等物质条件上和欧洲十六、七世纪时的情形颇为类似，因此他选择由中国入手，探讨这个地方既有一定的有利条件，为什么却迟迟没有朝向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可以概括的说，韦伯的中国命题是想指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中国未能产生资本主义的理由，唯有加入「儒教」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倒过来推论，西方之所以发展出资本主义，也不能单纯归因于人口、贵金属或地理位置的外部条件，而与中国比较之下，宗教伦理才是其间最根本的差异所在，这种精神动力的有无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们应如何看待韦伯贯穿他中国研究的论证逻辑，是下面接着要讨论的重点。
参、韦伯中国研究引发的辩论韦伯在中国命题中引用的论证逻辑，明显指向以勾划出中国的宗教缺乏「入世制欲主义」的质素，来反证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在西方兴起的独特作用。
他的文化比较研究亦曾被诠释为「差异的文化社会学」，因为他自己承认是想找出其它文化和西方的「对立点」，由此途径突显西方的特色。
就韦伯而言，西方能冲决传统主义的樊篱，大步迈向「现代」，可说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异例」，如果新教伦理没有提供了某种「精神杠杆」，很可能历史便不会如此进展。
这就像史学家在检讨历史上若干关键的战役或情势般，我们无法重演一遍当时状况，只有藉助「思想实验」并参酌各种征兆，才能推论出不同因素的重要性程度。
这种推论的效力，自然不能和自然科学的实验相提并论，但它是人类历史知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增进自我认识的方法之一。
这种思想实验以「命题」的形式呈现，意味着它们不是什么「法则」或「定理」，仍须不断加以检验，更有可能时时受到修正。
新教伦理命题经过数十年来的反复讨论，至今还有一批批学者以新的诠释观或新的资料来解读其意涵。
韦伯的中国命题则随着中国和东亚地区的快速变迁，日渐获得学界的重视，甚至在所谓「儒家伦理和经济发展」命题的接引下，一度颇有「显学」的态势。
不过，和新教伦理命题在西方已被普遍肯定所不同的是，中国命题乃因成为箭靶而「显」，流行的是对它的批评，其中又以反驳他对儒家的论点最为猛烈。
这涉及到对韦伯中国命题的理解方式，以及论辩本身所反映的时空情境，值得深一层来探究。
八十年代开始，东亚「四小龙」（台湾、韩国、新加坡、香港）的经济成长引起世人瞩目，也出现不少各式各样的学理解释。
有些学者认为，这些地区可算是「儒家文化圈」，经济上的成就应该和文化因素有正面的相关，尤其儒家的价值观如节俭、勤劳、注重教育、照顾家庭等等美德，都对经济的繁荣有所帮助。
综合这些「文化论」的意见，金耀基于是宣称「韦伯错了！」，韦伯的中国命题正式遭到东亚地区经验事实的挑战，儒家伦理不但不是阻碍经济的因素，反而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金耀基，1983）。
一时之间，「儒家伦理」成为交相赞扬的对象，直可媲美新教伦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贡献。
其实严格说来，这种论调并不新鲜，早在六十年代，美国学者贝拉即在其《德川宗教》一书中，将日本成功的现代化归因于日本宗教，建立起找寻新教伦理在非西方地区之「功能对等项」的研究途径（Bellah，1957）。
问题是，这类解释模式大都忽略掉「自发」和「二次」现代化过程之间的差别。
韦伯的新教伦理命题是回溯到资本主义自发形成的根源，而中国命题则旨在证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由本身内部产生发展的动力。
若忽略了韦伯中国命题的时空坐标，想用后来经由外力介入与模仿的「二次现代化经验」来驳斥此一命题，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因为韦伯当时处理的问题完全不触及其它文化「引进」资本主义的现象，甚且他曾经在不同的地方预言过，认为中国和日本都有能力接受资本主义的制度。
过去没自行创造，并不表示后来不能「青出于蓝」，人类整部文化交流史都充满这些事例，韦伯自然不会无知到将他的命题扩张成「儒家伦理将会持续阻碍中国的现代化」。
围绕着儒家伦理和经济发展议题所进行的声讨，似乎打错了靶子（顾忠华，1992:133；张维安，1995:99 ）。
另一方面，不可否认地，韦伯对中国文化的评价不只影响西方读者对中国过去传统的印象，也会造成观察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一些框框。
针对这点，我们必须体认到韦伯写作时的环境与今天的世界局势已有巨大的改变，欲超越韦伯的知识界限，或许不是只用模糊的「儒家伦理」概念来解释复杂的经济发展原因，还应该以更客观的态度厘清中国近代以来「连续与不连续」的具体经验，才能够提供一幅较如实的图像，并取代民族情绪的宣泄式批评。
以东亚四小龙的情况来说，其与传统中国的「不连续性」可能超过「连续性」，如何仔细爬梳这些地区制度与行为取向上的变迁线索，对于当地社会科学界确实是一项迫切的任务。
总之，四小龙的发展经验与韦伯的中国命题只存在着间接的关联，既无法「验证」，亦无从「反驳」此一历史命题。
而「儒家伦理与经济发展」的提法，表面上是在质疑韦伯，实际上却又套用韦伯「新教伦理命题的逻辑，重蹈抽离时空背景，刻意制造「功能对等项」的覆辙，这对了解中国文化中心地区的历史特征，以及发掘韦伯中国研究的参考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帮助。
不过虽然韦伯未对「现代化问题」提出过任何具体分析，只笼统表示：「对于现代文化领域里，在技术上与经济上皆已获得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中国人大概相当有（可能比日本人更有）加以同化的能力。
这显然不是中国人是否『没有自然秉赋』以适合资本主义要求的问题。
」（韦伯着，简惠美译， 1989:31），但面对中国大陆正重新点燃的庞大经济动力，我们仍须探问能否自韦伯的中国研究中提炼一些有用的观点，来导引我们观察传统如何与现代接榫的复杂现象。
下面我们便进入韦伯实质历史研究部份，尝试从两个角度来重新诠释中国命题：第一个角度是回到中国命题的原始意义，看韦伯以中国为对照点，究竟充实了那些他对资本主义于西方兴起过程的解释？第二个角度再以我们自己的价值关联为主体，检视中国命题的方法和内容，评估其对现实处境有所启发的可能性何在」？肆、中国与西方— 比较的成果我们首先关切的是，韦伯继新教伦理研究之后，投掷大量精力于文化比较上，他既然认为比较的目的乃在于超越只就西方己身文化论证的局限，同时透过对比以求取对西方发展之「独特性」的更深认识。
我们不妨假定他在中国研究中实现了上述的目的。
那么，他是在那些方面获致了认知成果呢？从《儒教与道教》的论述里，我们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的对照层次，即制度结构的层次、社会阶层的层次以及宗教心态的层次。
若响应前面提到维特孚格对韦伯的批评，应该指出，韦伯在这三个层次之间不是没有连系起彼此辨证的关系，他与马克斯主义者不同的地方，是在历史解释中从未赋予经济因素单独的「决定权」，经济的制度与行动，在韦伯来看，始终脱离不了和政治、宗教等其它价值领域的互赖。
甚至他还相信，就人类经济史的进展而言，对于「经济传统主义」的逐步克服，有赖于许多非经济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力求获得神圣财的魔术要素及宗教要素，力求权力的政治要素，以及力求荣誉的身份阶级上之利益等等。
」（韦伯着，郑太朴译，1977:20）。
基于这种看法，传统社会中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也不是光靠「营利欲」即可突破，毋宁要问：「在何种情形下能将营利冲动加以合法化或合理地（控制），而创造出资本主义企业性质之合理制度呢？」（韦伯着，郑太朴译， 1977:372 ）。
在中国研究的三个分析层次上，韦伯考察的即是以这些非经济因素为主，相对地纯粹经济史的资料反倒只具有次要的地位。
中国的例子，提供给韦伯综合整理在西方促进资本主义产生的各种相关势力，循着他所设定的对照点，这些西方特有的条件再一次清楚呈现，不仅补充了他以往较少着墨的制度面向，并且勾划出新教伦理所能同资本主义精神建立起「选择性亲近」的结构性格局。
更进一步说，当韦伯梭巡中国历史文化的整体组合时，他不啻对所有西方的可比较状况重行反省一遍，给予它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扮演过的角色较妥当的定位。
我们接着便以「国家结构」(Staats-struktur) 和「市民阶层」 (Buergertum) 这两个重点来点出韦伯从事比较研究的得益之处。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论文中，并没有充份讨论「国家」的议题，一来是他专注于宗教的影响，二来则因为欧洲在十六世纪仍处在封建时期，民族国家和绝对王权正在酝酿，宗教不只独立于政治权力范围之外，甚至还具有「优位性」，足以型塑日后现代国家的模式（如「民主」制度和专业行政官僚体系）。
由宗教伦理引燃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类似一项「自变量」，其在历史变迁中的主动地位不容抹煞。
但是，韦伯发现中国的情境完全不同，中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以来，便已创建出统一的帝国，并成功地阻止「再封建化」的种种尝试。
中国的中央集权政府及其家产制官僚组织早就具备了「巨灵」的性质，即使疏放式和行政管理无沟有效贯彻至村落自治体，却对全国性的政治及经济生活掌握着基本控制权。
在此一支配格局下，任何自主的社会势力不易真正立足，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韦伯于《儒教与道教》前半部对中国传统货币制度、城市及行会等「对照点」的考察，令他引出的初步结论是：「再一次，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业的资本主义，是有可能从我们上面提到的小资本主义之萌芽里发展出来的。
一连串的理由—大多与国家的结构有关—可以让我们明了资本主义之所以没能发展出来的这个事实。
」（韦伯着，简惠美译，页 164 ）。
投射回到欧洲，韦伯这时给予近代欧洲「缺乏」一个和平化统一帝国的外在条件高度的评价，他毫不犹豫地表示这是一个「不凡的例外」，因为帝国的俸禄阶层会阻挠刺激经济进步的必要竞争，并「窒息了行政运作、财政管理与经济政策的理性化」（同上，页 125 ）。
中国的历史既定状况先在这点上，便和欧洲有「不可共量」的差异，这里「没有数个互相竞争的独立国家随时准备应战之情况下的武装和平，因此，在战时公债与国家补给—为了战争的目的形势下发展的资本主义现象，并没有出现。
」（同上，页 168）同时，帝国统一之后，为了谋求资本的政治性竞争便消失了。
中国也没有海外的殖民关系，这也阻碍了西方古代、中世纪与近代所共有的那些（海外殖民）资本主义类型的发展。
」（同上）我们可以说，韦伯透过比较不只是中国与欧洲历史的对比，而且还有中国春秋战国时代与后来统一帝国时期的对比—将「国家结构」的因素放进了因果链锁中，多少补充了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史中重要的一环，也让导致发展的「前提」更为周延。
另一方面，从国家结构的中西差异里，韦伯注意到西方在迈进「现代」之际，还有一些「独立且强大的力量」不能不纳入考虑。
这些力量包括与诸侯的利益相结合，以「破除传统的束缚；或者，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这些力量可以用他们自己的武力来摆脱家产制权力的束缚。
决定西方之命运的五大革命正是如此：十二世纪与十三世纪的意大利革命、十六世纪的尼德兰革命、十七世纪的英国革命、十八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
我们要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类似的力量存在」（同上， 页 125）在提出此问题后，韦伯接着不是直接回答，而是迂回地讨论中国的行政与农业制度（第三章），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第四章），乃至进入第二篇的士大夫阶层（第五章）。
事实上，仔细阅读韦伯的论述，这三章正是围绕着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阶层，刻划农人、商人与士大夫三个主要群体的生活形态，其最终目的仍扣紧了上面的问题，并具体化为「西方中世纪那种封建的中介阶层，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却不存在。
直到近代，在欧洲的影响下，才产生了典型西方形式的资本主义依存关系，为何如此？」（同上，页147）所谓「中世纪封建的中介阶层」，其实便是「市民资产阶级」的同义词，在这里，韦伯对比了中国和欧洲另一个结构性的歧点，亦即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承载阶层」不是没有，但从未成为主导的力量，自然也无法经由内发的途径发展出资本主义。
相对地，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已存在一批新兴市民阶层，他们在宗教改革和其后的政治革命、工
犹太人与中国：近代以来两个古老文明的交往和友谊内容简介
《犹太人与中国》这本书全面深入地探讨了犹太人与中国悠久而复杂的交往历史。
它不仅关注了古代来华的犹太人和开封犹太社团，还为近代来华犹太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该书的视角不仅仅局限于“近代”，而是将视野拓展至现代中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在华犹太人，特别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犹太人来华的高涨趋势和在华犹太社团、群体的形成进行了深入研究。
该书不仅研究了来华的犹太人，还探讨了他们在离开中国后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同时，该书还梳理了来华犹太人研究逐渐成为学术和公众关注热点的过程，以及这一研究领域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重要意义。
《犹太人与中国》揭示了犹太人与中国之间独特的文化交流和互动历史，从古代到现代，再到改革开放后的新局面，展现了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影响。
该书不仅是一本历史研究的著作，更是跨文化交流、多元融合、开放包容精神的体现。
通过深入探讨犹太人与中国的交往历程，本书不仅丰富了历史学的视野，也为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共存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它不仅关注了历史上的交往事件，更注重挖掘其中的文化交流机制和影响，为理解犹太人与中国之间的深层联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犹太人与中国》不仅关注了来华犹太人的历史，也关注了他们的全球网络和身份认同的变化。
书中探讨了“中国犹太人”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发展，揭示了犹太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重塑和社会适应。
通过分析来华犹太人的经历，本书还展示了犹太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复杂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文化现象。
《犹太人与中国》通过梳理来华犹太人研究的演进过程，揭示了这一领域所具有的以史为鉴、温故知新的重要意义。
它不仅为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案例，也为跨文化研究、全球化研究等领域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通过本书，读者可以深入理解犹太人与中国之间独特而深厚的联系，以及这一联系对两个古老文明发展的影响。
求一篇论文，题目：试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人类文明的走向
在谈论全球化时，我们常常注意到一种貌似中立的观点，即，全球化虽然会带来两极分化，但却能使世界经济增长，因此只要注意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全球化将给所有人都带来好处。
然而，在我看来，全球化不但会造成全球两极分化，而且会使世界经济衰退。
在本文中，我将试图阐述以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和资本流动自由化为核心的全球化如何导致世界市场需求萎缩，进而使世界经济全面衰退的历程。
本文还进一步论证，未来十年将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十年，其烈度将超过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
以2000年4月美国纳斯达克指数崩盘为标志，大萧条已经到来。
本文的观点是以对竞争和危机关系的全新理解为基础的。
一、竞争激烈导致经济危机在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没有一个词比竞争更好的了。
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实现帕累托最优，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经济需要。
在这一视野中，供给自动产生需求，或者说供给和需求自动平衡，经济像一架精密的机器运行良好，不会产生经济危机。
然而，事实上，竞争恰恰是危机的来源。
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的酝酿、爆发和解决过程，都是主导产业投资过度，竞争激化，以致主导产业原材料成本上升，产品价格下跌，利润萎缩，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酿成危机。
而随着企业大量破产，加以新的主导产业的出现，或新的市场的开发，市场重新供不应求，同业竞争缓和，经济危机才能得以解决。
飞迪好，好飞迪竞争的核心是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个人或企业争夺同一资源。
在亚当·斯密开创的经济学中，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将自动导致社会利益最大化。
然而，在争夺同一资源如目标市场、待分配利润、原材料等的竞争中，一方利益的最大化便是另一方利益的最小化，换成戏剧性的语言便是“你死我活”。
因此，竞争也可以看作是战争的日常化。
我们知道，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双方人员伤亡和武器损失最大的时候，相似地，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是各方利润大量萎缩，企业大量破产倒闭的时候。
然后优胜劣汰，在大量资源被浪费掉以后，剩余资源才被配置到竞争力最强而且最善于运用竞争谋略的企业或个人手中，该产业将形成相对垄断格局。
由于相对垄断，企业的利润率上升，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招工人数增加，并吸引新的竞争者来抢夺垄断利润，该产业将再一次出现生产过剩，竞争再度激化，产业再度陷入危机。
就这样，每一次危机结束，垄断程度都将上升，垄断范围都将扩大。
事实上，二百多年经济竞争的结果，是《财富》杂志500强在世界范围内垄断了煤、石油、钢铁、汽车、飞机、船舶、化工、机床、发电设备、半导体、计算机、软件、电信、传媒等各主要行业。
最近十多年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强强联合的大规模兼并潮，以案值3500亿美元的美国在线购并时代华纳案为最高峰。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产业陷入危机并不意味着全局的经济危机，反过来，全局经济危机也不意味着任何一个产业都陷入危机。
但是，一旦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如十九世纪初期的纺织业，十九世纪中后期的铁路，二十世纪初期的汽车、化工，二十世纪后期的半导体和计算机、电信等，陷入危机，则常常意味着全局性的经济危机。
那些非主导的产业在某个局部地区陷入危机，例如纽约的旅馆业，或东京某区的餐饮业，即使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可能因为投资过剩、竞争激化而陷入危机。
在经济危机时期，某些新的产业可能在悄悄生长，例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铁路危机导致全局经济危机时期，石油工业却由于洛克菲勒完成托拉斯化而利润丰厚。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竞争缓和导致经济繁荣，而竞争激化导致经济危机。
由于金融业的存在和发展，繁荣会被延长，而危机也会被加剧。
在竞争缓和时期，金融业发放大量贷款，扶植新竞争者进入利润丰厚的行业，由此带来相关设备和原材料行业的发展，使就业增长，消费旺盛，从而给利润丰厚的下游产业扩大市场，形成良性循环。
随后，由于需求增长跟不上投资扩张，到某一点良性循环就终止，而恶性循环却开始了。
企业纷纷打价格战，降低成本，削减工资，从而缩小了市场，为争夺缩小了的市场，只好进一步打价格战，进一步降低成本，削减工资，直至大量企业破产倒闭，陷入全局性经济危机。
二、竞争缓和是二战后黄金时期的原因二战结束以后直至七十年代初期，西方世界有一个所谓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发达国家作为整体，年均经济增长高达4.4%，是其后二十年(从七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年均经济增长率2.2%。
这使经济学界产生过很多乐观想法，例如劳资矛盾解决了，经济危机被熨平了甚至是消失了，经济将实现自动和无限的增长。
这段黄金时期也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中引起广泛注意，在中国，人们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和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产物。
然而，从竞争与危机的角度看，这一黄金时期无非是西方各大国经济竞争缓和的表现。
众所周知，二战后美国拥有世界50%的生产能力和70%以上的黄金储备，其竞争实力远在欧洲各国和日本之上。
1950年美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为英国的3倍，德国的4倍，是日本的更多倍。
美国制成品的生产为西德的6倍，为日本的30倍。
美国煤矿的生产率比英国、西德高3-4倍，是法国的7倍。
因此，战争刚结束时，美国的政策是利用美国统治的全部优势，为美国资本取得最有利的地位，迫使各国开放市场，接受价廉物美的美国货，摧毁德国、日本、英国、法国、意大利的经济，夺取这些国家对殖民地的统治和影响，从而实现美国独霸西方世界的美梦。
为达此目的，美国对盟国援助只用于救急，不是帮助盟国重建生产体系；援助都附有“排除国际商业中的一切歧视待遇的协议”，并且在货币和贸易体系计划中，美国不让各国为平衡支付而限制贸易。
最重要的是，美国以防止德、日再次侵略他国为名，制定了拆毁德国、日本军事工业的计划，从根本消灭这两个新兴工业强国的竞争能力。
如果这一切都成为现实，则美国将成为新的世界工厂，而欧洲和日本将成为美国的原材料及初级产品加工地，那里的经济需求将无法增长，一个长达二十多年的繁荣期也就不可能出现。
事实上，美国的这一商业野心并没能实现。
随着美国商品大量输入各国，随着拆毁德、日两国军事工业的进程的开始，欧洲和日本国内失业工人大量增加，各国共产党势力迅速壮大，美国不得不更弦改张。
美国统治精英终于发现，他们的头号敌人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而不是欧洲和日本，因此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变消灭竞争对手为扶植竞争对手。
主要措施有三，一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二是停止拆毁德国和日本的军事工业；三是允许日元、英镑、马克等货币贬值，例如日元贬值到1美元兑360日元，从而减少美国货对各国市场的冲击，并使各国有能力对美出口。
此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日本又成为美国军火的前线供应商，发了一笔战争财。
这些措施从效果来看，可以一言以蔽之，即美国采取了单方面自由贸易，而允许各国贸易保护的友好态度。
此后，欧洲和日本生产能力得以重建，内需扩大，给美国商品提供了更大的市场；欧洲和日本产品输出美国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却仍不足以平衡来自美国的进口，美国进出口仍然保持大额顺差，世界经济进入良性循环。
美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扶植竞争对手的作法，客观上是由于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远高于日本和欧洲各国。
然而，由于高工资成本和低积累率，美国的优势逐渐在丧失。
1955年到1970年间，美国制造业固定资产总额增加了57%，西欧主要国家增加了 116%，日本增加约500%。
1960年，美国制造业每小时劳动成本约相当于西欧的3倍，日本的10倍。
如此巨大的成本差距造成美国外贸顺差不断缩小，黄金储备不断下降。
到1971年时，首次出现贸易逆差。
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1955年为36.3%，1960年为33.7%，1965年为 31.3%，1970年为30.2%，1975年为24.5%。
以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为标志，美国竞争力已经衰落到与欧洲、日本平起平坐的地步，而且其衰落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
也就是说，为了应对冷战需要，美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牺牲，培养了自己的经济竞争对手。
然而，恰恰在这一段培养竞争对手的竞争缓和时期，世界经济经历了大繁荣。
三、竞争激化造成世界经济螺旋下降美元与黄金脱钩的同时便是美元贬值。
从那时起，美元和日元的比值从1：360曲线跌至1：120左右，与英镑、德国马克等主要货币的比值也一路下跌。
美元贬值一方面使世界各国手中的美元储备购买力降低，能购买的美国货物减少，另一方面则是增强美国商品的出口竞争力，削弱各国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并增加向美国出口的难度。
同时，美国企业以更大规模、更快速度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降低成本中的工资比例，从而使美国对欧洲和日本的成本劣势得以减轻。
第三，美国迫使各国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但与此同时，却用特别301条款加强对本国市场的保护，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
这三条措施实际上是七十年代的各国经济停滞膨胀的根本原因。
由于采用浮动汇率制，美元贬值引发了一场汇率大战，日元、马克、英镑争相贬值，造成难以抑制的通货膨胀；同时，由于美国实行超级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对美出口减少，而进口增加，经济增长自然放慢；美国的处境则是略有改善，贸易逆差增长放慢而己。
第三，不仅美国，而且日本、欧洲各国都竞相将生产基地转移到第三世界国家，造成国内外需求萎缩，这是最具破坏性的。
当美国将汽车生产线转移到墨西哥时，本国失去一个美元的工作岗位，而墨西哥增加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岗位。
美元成为汽车公司的收益，该收益将用来降低车价，增加高级雇员薪水，增加企业利润。
由于工资是消费需求的来源，而利润则是投资的来源，就世界范围而言，需求减少了，投资却增加了，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了。
就墨西哥而言，得到一个3000美元的工作机会似乎是好事，然而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技术和品牌加墨西哥的工资，可以使墨西哥本国汽车业破产，使墨西哥的需求不是增长而是萎缩。
从理论上说，如果没有新的产业革命，随着美、日、欧三大经济区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滞胀将持续下去，直至各国企业大量破产，演变成世界经济大萧条为止。
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使大萧条推迟到来，那就是寅吃卯粮，赤字消费。
copyright 从里根上台起，美国一方面减税以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一方面又扩大军备以增强内需。
这一增一减所造成的财政赤字由发行高利率的国债来补偿，使里根任内美国国债大规模增加，形成八十年代的“赤字繁荣”。
布什总统萧规曹随，继续赤字财政。
到1994时，美国政府债务即高达4.6万亿美元，每年仅支付国债利息就需要3000亿美元。
这还仅仅是狭义债务。
如果算上由联邦政府担保的广义债务，则债务数量更加惊人。
政府债台高筑的同时，公司债务和个人信贷消费的数额也不断膨胀。
1980年，全美工商企业负债总额还只有1.4万亿美元，到1991年3月，已达3.5万亿美元。
同期，全国居民负债总额从1.4万亿美元上升到 4.1万亿美元。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各项负债继续上升，截止到2001年第一季度为止，美国政府、企业和居民负债总额已高达31.6万亿美元，是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其中政府债务7.08万亿，企业债务15.18万亿，居民债务7.23万亿。
不仅美国如此，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债台高筑。
日本国债已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130%，企业和居民负债也数额惊人，特别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负债，已经达到使日本金融体系全面崩溃的地步。
欧洲各国的政府债务比美、日都少，因为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各国总负债不得超过60%，其代价是欧洲失业率居高不下，经济增长缓慢。
但欧洲企业和居民的负债却不低。
例如，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电信投资热潮中，银行向电信企业发放了数千亿美元的贷款，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消息，这些贷款只有1%能够收回。
在发达国家债务惊人的同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也在继续上升。
从1982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来，发展中国家已经多次爆发大规模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危机。
墨西哥、巴西、东亚、俄罗斯、土耳其、阿根廷这些被西方国家视为经济自由化模范生的国家一个个在金融危机中倒下，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结构调整方案，出售国家的土地、矿产、电信、铁路等有垄断利润的主权性资产，紧缩财政开支，削减福利措施，使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各国，早已被视为第四世界，除了饥荒、战乱的消息，已经没有什么能引起外界的兴趣了。
1987年时，第三世界债务总额升至亿美元，约占第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各国经济增长几乎全部被债务本息吸干。
然而到1996年时，这一债务总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增长至将近亿美元。
如果说，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国家、企业、居民的债务都已高得惊人的话，那么谁是债权人呢？债权人是一小部分控制垄断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大财团。
换言之，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是这一小撮大财团发放贷款，维持了微弱的世界需求增长，使本来可能于八十年代初期、最晚九十年代初期就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得以拖延至今。
九十年代初期美国和世界经济的衰退已经十分严重。
从1987年股市大暴跌开始，美国经济就走下坡路，至1990年正式进入衰退，企业破产倒闭的数量不断扩大，失业率不断上升，几经反复，于1993年第二季度才出现强劲回升，开始所谓九十年代的新经济繁荣。
然而美国九十年代繁荣的国际背景却十分暗淡，欧洲低速增长，日本零增长，中南美洲、东南亚经济危机，前苏东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降低。
在这个全球经济互动十分密切的时代，美国经济何以能一枝独秀呢？难道美国的国际竞争力重新恢复了吗？事实并非如此。
伴随着美国新经济的是贸易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逆差。
贸易逆差在1999年高达3389亿美元，2001年更将高达4500亿美元。
与此同时，则是日本、欧洲、中国、俄罗斯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巨额资金流入美国。
日本的零利率政策不但没有启动国内投资，反而促使其流向高利率的美国追逐高额利息。
欧洲经济的低增长也使欧洲金融投机家把资金注入美国。
经济总量只及美国十分之一的中国所购买的美国国债就有800亿美元，俄罗斯经济垮台后大量资金也涌入美国。
据估计，仅1997年金融风暴后，从东南亚地区流入美国的资金就高达8000亿美元。
这就形成一个奇怪的循环，各国出口赚美国人的钱，然后又购买美国股票和债券，借钱给美国人花，美国人花钱又支撑了美国和各国经济的增长。
美元源源不断流向世界，世界又把美元送回美国的债市和股市。
如此恶性循环，美国的债务越来越多，贸易逆差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总需求越来越低迷，股市却越来越高。
这一循环的唯一可能结果就是一场世界经济大萧条。
由于这场大萧条八十年代初和九十年代初两次被推迟，一切可用的财政和金融手段都已用尽，其烈度将超过上个世纪三十年代。
与三十年代不一样的是，这回再也没有财政和金融手段可以施展了。
四、全球化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加速激化铺平了道路七十年代美国应对竞争力相对衰落和经济滞胀的三大措施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也意味着所谓全球化时代的到来。
为了灵活地运用美元的贬值和升值，这就需要资本流动自由化；为了顺利转移生产基地，需要第三世界各国的配合，这就有投资自由化；为了加强美国商品的出口，这就有贸易自由化。
这是七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三大支柱。
资本流动自由化使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就不再局限于技术、成本的竞争。
一国汇率贬值意味着该国的全部商品对外出口竞争力增强，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则意味着国际竞争空前激烈。
不仅如此，资本流动自由化还使一国调控经济的货币杠杆失灵，使国家的货币主权受到严重威胁。
资本流动自由化还有一个加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世界市场需求萎缩。
1966年美国的全部外汇交易额中，商品进出口额所占的比例为80%以上，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近三十年后，这一比例降到了 1-2%。
这意味着大量资本停留在外汇市场，投入实际生产的资本下降，投资需求萎缩。
由于投资自由化，跨国资本在全世界范围内寻求最低成本、最低税收，迫使各国争相向跨国公司减让税收、压制劳工运动、减低工资。
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工厂关闭、转移的威胁，被迫接受资方裁减员工、降低工资、增加工作量的要求，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工业则在跨国公司的打击下大量破产倒闭。
其结果则是世界市场的消费需求萎缩。
由于贸易自由化，各国中小企业和农业跨国界相互竞争，价格不断下降，工资成本不断被压缩，大量缺乏国际竞争力的企业纷纷倒闭，造成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一步萎缩。
因此，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既是发达国家国际竞争激化的产物，反过来又系统地加剧了国际竞争，为国际竞争的空前激化铺平了道路，一步步将世界经济推向大萧条。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全球化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呢？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到，全球化是以各国跨国公司为动力，以美国为主导，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银行为组织实施者，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国际政界、商界、学界精英共谋的人为过程。
所谓华盛顿共识即是共谋存在的证据。
人们常常混淆市场经济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以为一国范围内无障碍市场经济行得通，国际范围内的无障碍市场经济也应该行得通。
然而一国范围内的市场经济成功的前提是政治上的一人一票可以制约经济上的一钱一票，使该国的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得以有效调节，有足够的财政资金建设道路、桥梁、港口、机场，能实施内在协调一致的经济和民事、刑事法律，并且可以用凯恩斯主义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周期。
失去这一前提，市场经济将带来两极分化，假冒伪劣盛行（劣币驱逐良币），经济动荡，秩序混乱，以致社会无法存在下去。
在缺乏一个由全世界人民投票选举的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在跨国公司不受民主力量制约的前提下，拆除各国对本国经济的保护，取消各国的经济主权，听任弱肉强食的经济逻辑无障碍通行，只能导致世界范围的两极分化和社会动荡。
copyright 五、结束语有可能使这场危机程度减轻或时间缩短的可能因素是新一轮产业革命。
然而，在上个世纪最后二十年，电信、互联网、计算机和软件业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已经释放完毕，并在互联网泡沫的破灭中转化为危机因素。
生物和医药技术似乎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源泉，但是由于该项技术高度垄断，既不能迅速扩散形成投资繁荣，又不能产生类似铁路带动钢铁、机车、煤炭业那样的连锁反应，反而会加速财富向这些生物、医药公司集中，难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新能源开发是不是有可能担负起此重任呢？如此新能源开发在经济上有利可图，一定是石油供应发生严重短缺之时，而后者常常意味着加剧经济危机。
所以，我看不到摆脱大萧条的经济和技术可能。
预测未来是危险的。
有的学界朋友告诫我，不要把话说得太满，要给自己留有余地。
世界上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的衰退只是普通的周期性衰退，明年或后年某个时候就会复苏。
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次美国经济的衰退比较严重，可能走出衰退的时间会长一些。
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衰退可能会象九十年代的日本经济一样，进入漫长的零增长时期。
至于预见一场超过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人，则更是寥若晨星了。
你就那么自信？不怕出错，毁了自己的学术声誉？ 飞迪论文网我不是赌徒。
无论做事还是做学问，我都会作两手准备，从最坏处打算，争取最好结果。
所以如此自信，是基于与经济学两大范式都不同的竞争和危机理论，而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在这两大范式内思考。
通过阅读二百年来西方各国的经济危机史，我有把握地说，我的危机理论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如果说，未来十年世界经济居然没有陷入大萧条，我将反思自己的危机理论
